北魏 高允
三國以後為魏（曹丕）晉（司馬炎）及南北朝。南朝為宋（劉裕）、齊（蕭道成）、梁（蕭衍）、陳（陳霸先）四個朝代。當時北朝為北魏（拓拔珪）、北齊（高歡）、北周（宇文泰），雄霸中國北部。北魏世祖的大臣崔浩因編寫國史一事觸犯世祖被殺。當時幫崔浩一同編寫國史的另外一位大臣高允也獲罪。高允曾為太子（以後的恭宗）的老師，所以太子陪高允去見世祖時，替高允辯稱高允是受制於崔浩的命令而編寫的，請赦其命。世祖親問高允說：「國史都是崔浩所作的嗎？」高允答說：「太祖記，鄧淵所撰寫的。先帝記及今記（即當今皇上的記事）是我與崔浩一同寫的，但是註疏，我寫的更多。」世祖大怒說：「這比崔浩的罪還嚴重，安有生路？」太子說：「皇上天威嚴重，高允迷亂失次了，我曾問過他，說是崔浩所作。」世祖問說：「如東宮（太子）所說否？」高允答說：「臣罪應滅族，今已自認死罪，不敢虛妄。殿下以臣侍講日久，可憐我，替我求命吧了，實在沒有過問臣，臣沒有說過此話，臣以實對，不敢迷亂。」。世祖對太子說：「真是正直的人啊！此亦一般人情所做不到的，而能臨死不移，且對皇上說實話，是忠貞的臣子，應該寬宥他。」，高允竟然免於一死。由於世祖對國史一事甚為震怒，就命高允寫詔書，定罪自崔浩以下，童僕、書吏以上，共一百二十八人，皆夷五族。高允遲遲不寫，上面又一直催促，高允乞請見世祖一面。高允說：「崔浩所犯之罪，如果還有其他罪過，不是臣所敢去知道的，但是寫國史觸犯皇上，罪應當不至於如此嚴重。」，世祖太怒，命令武士執押高允，太子在旁再拜請命。世祖說：「如果沒有此人敢觸怒我，恐怕有數千人要被殺死了，崔浩及其族全部處死，其他的人，都只殺本人，不累及其族。」。高允曾經對人說：「我在中書（即中央政府）時，有陰德濟救人命，如果陽報沒有錯，我應當活到百歲了。」。高允享年九十八。
（自許止淨編著《歷史感應統紀》）
民國初年，許止淨先生說：「高允臨死不敢作一妄語，而且不忍妄殺他人，自己免於一死已經是萬幸了，還敢於觸怒皇上去救其他人，是以虎口餘生，更捋(ㄌㄜˋ)虎鬚了。假使一百貳十八人皆夷五族，總計為六百四十族，也就是要殺數千人了，所以高允寧死也不忍草書聖旨了。他清貧自持，篤信佛法，深信因果報應的道理，所以能對人生最難得到的壽命就如操左券（手拿契約）一樣，自信能活到百歲，一點也不懷疑。」
宋朝名臣大文學家蘇軾（東坡居士）曾經寫了一篇非常有名的《三槐堂銘》，文中敘述宋朝名臣王祐（以後加封為晉國公，曾經受宋太祖之命去查大臣符彥卿造反之事，並許以宰相之職做為報酬。王祐不但不貪圖宰相之職，反而以一家百口的生命力保符彥卿清白，而觸怒宋太祖並遭貶官。）在其庭院手植三棵槐樹，相信子孫一定會做到三公之職。果然，其次子王旦（魏國公，諡文正）為宋真宗的宰相十八年，孫王素（懿敏公）、曾孫王鞏（宰相）皆貴極人臣。蘇東坡在《三槐堂銘》開頭就說：「天可必乎？賢者不必貴，仁者不必壽。天不可必乎？仁者必有後。二者將安取衷哉！（天理是必然的嗎？但賢德之人不一定能顯貴，仁愛的人不一定長壽；天理不是必然的嗎？但仁愛的人必然有好的後代。這兩項怎樣得到折衷的解釋呢？）。」。蘇文忠公認為仁者必壽、仁者必有後，是必然的天理，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。
心廬說：仁者必壽，仁者必有後，視其福報的大小，可兌現其中的一種，或二者兼得之。況高公與王公救人，數以千計，且冒著生命的危險去救與自己沒有關係的人，其福報實在是不能計量的。金剛經云：「無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議。」。所以，高公自信自己能長命百歲，馬上如數兌現；王公自信子孫能位列三公，馬上累代將相，就是王公想要福壽雙全，亦可得之。而宋朝國祚三百多年，朝朝有王氏子孫在作官，亦是子孫能克守祖訓，忠孝傳家，有以致之。蘇東坡的座師歐陽修說：「嗚呼！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，此理之常也」乃為傳家者所應知的！